杜甫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大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人物经历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天宝三载（744年）也就是杜甫33岁时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当时李白刚刚被“赐金放还”，二人同游梁、宋，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
天宝五年（746年）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其后寓居长安近十年，几次干谒汲引，但都落空。可以说长安十年，使杜甫历尽艰辛。但恰恰如此，使杜甫看到了生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也有了较深的认识。
及安史之乱起，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长安，后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又因疏救房琯，贬为为华州司功参军（758年）。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一度在剑南兵马使严武幕中任参谋。后因剑南兵马使反，成都混乱，晚年携家出蜀，住梓州，来往旁县，大力五年（770年）病死自潭州赴岳州途中。一说饫死耒阳。

诗歌特点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主要通过两种艺术手段进行操作。其一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其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
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让人容易亲近。比如“三吏”、“三别”，杜甫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而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出，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

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从而形成了苍劲，凝练的主要特色。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四大时期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读书和漫游时期

（三十五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