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

宋真宗赵恒（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原名赵德昌，又曾名赵元休、赵元侃，北宋第三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
赵恒历封韩王、襄王和寿王，曾任开封府尹。至道元年（995年），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即位为帝。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为相，勤于政事，促成“咸平之治”。景德元年（1004年），在主战派寇准等人的劝说下，北上亲征，与入侵的辽军会战于澶渊。当时局势有利于北宋，但因赵恒惧于辽的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互有胜负，以每年给辽一定银绢（岁币）为条件，于澶渊定盟和解，约为兄弟之国，即为“澶渊之盟”。赵恒在位后期，任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蛊惑朝野，而赵恒也沉溺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深，使得北宋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
乾兴元年（1022年），赵恒驾崩于延庆殿，在位二十五年。累加谥号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葬于永定陵。
赵恒爱好文学，擅长书法。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他所撰的《励学篇》。有《御制集》三百卷传世，今仅存《玉京集》六卷。《全宋诗》录有其诗。

早年经历

乾德六年（968年）十二月二日（12月23日），赵恒生于东京开封府第，是宋太宗第三子，与长兄楚王赵元佐同母，初名赵德昌。他幼时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时，喜欢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宋太祖喜爱赵恒，将他养在宫中。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被授为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并改名赵元休。雍熙三年（986年）七月，改名赵元侃。
端拱元年（988年），封襄王。淳化五年（994年）九月，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府尹。开封府政事纷繁，赵恒留心狱讼，裁决轻重，没有不为众人称快的。所以开封的监狱多次空闲，宋太宗多次下诏褒奖他。
至道元年（995年），被立为皇太子，改名赵恒，仍兼开封府尹。赵恒既非宋太宗的长子，也不是皇后所生，原本是轮不上他即位的。但其长兄赵元佐因叔父赵廷美之死发疯、二哥赵元僖无疾暴死，他才有幸成为皇太子。
按照惯例，作为皇太子，赵恒在上殿时的位次在宰相之上，东宫僚属称臣，赵恒都推让不接受。看到辅导自己的太子宾客李至、李沆，他一定先行拜礼，迎来送往都要到宫门外的台阶。

登基为帝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驾崩。宋太宗驾崩后，赵恒遭遇了由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明德皇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宰相吕端一力挫败政变，于同月扶立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次年，改年号为“咸平”。

咸平之治

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勤于政事，分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他也能注意节俭，因此社会较为安定，给国家创造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
当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宋太宗至道二年时，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使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

澶渊之盟

北宋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自咸平二年（999年）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承天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威胁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警报一夜五传东京，赵恒问计于群臣。当时，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任职才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他说：“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必定大振，就一定能击退敌军。”
此时，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准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赵恒。赵恒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准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赵恒从开封出发，并命李继隆、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赵恒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赵恒沉默良久才说：“立皇太子。”同月，宋军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一作萧挞览），辽军士气大挫。
到了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赵恒听说辽兵势大，又想退兵。寇准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赵恒才同意继续进军，渡河进入澶州城，远近各路宋军见到赵恒的黄龙大旗，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宋真宗在寇准的要求下上城墙鼓舞士气，使得宋军士气大振。萧太后自出兵伊始，便曾经宋降将王继忠之手，多次提出议和。赵恒所派的使者曹利用被怀疑辽朝议和诚意的天雄军守臣留下，萧太后迟迟未等到使者。赵恒亲征后，萧太后见辽军陷入被动，再次请求议和。
赵恒惧于辽的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互有胜负，便决定再派曹利用出使。曹利用去辽朝签订澶渊之盟之际，赵恒告诉曹利用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算要百万也可以！”寇准知道后，却指着曹利用愤怒地说道：“如果超过30万两，就提人头来见。”
经过曹利用和辽朝使者的一再讨价还价，两国制定了如下条约：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今河北徐水）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隍城。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在互市贸易中，北宋所赚的钱远远多于岁币，每年宋朝收益为所供岁币的2.5倍左右，且低价购买许多马匹用于军队装备，在经济上拖垮了辽朝，以致其之后的几十年未能发兵北宋）。
曹利用回到宋朝之后，赵恒急问金额，曹利用不敢直说，只竖起3根指头，赵恒以为是300万两，大惊失声脱口道：“太多了。”过了一会又自我安慰道：“是太多了，但就此把事情了结也好。”等知道是30万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对曹利用大加赏赐。
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并使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较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宋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东封西祀

澶渊之盟签订后，赵恒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有一天，大臣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凖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赵恒泼了一盆冷水，从此怏怏不乐。
王钦若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他看出赵恒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于是建议赵恒举行封禅大礼。赵恒同意，但又担心宰相王旦将会反对。王钦若自告奋勇，自称说服了王旦。赵恒得知后，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饮宴正酣时，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给王旦说：“带回去同妻儿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发现其中盛的全是美珠，他只得对即将到来的封祀沉默不言。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王旦率群臣早朝完毕时，有司来报，称“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赵恒“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为了证明“天书”真的是从天而降，赵恒还特意精心编造了一个故事：“半夜我刚要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从十二月一日起，我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了天书。适才城皇司来奏称在左承天门南发现有帛布悬于屋脊上，即遣中使去察看，回报说帛布还包有类似天书的东西，封口隐然有字。原来正是神人说的天书啊！”王旦等当即再拜称贺。赵恒于是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诚惶诚恐地把那所谓的“天书”迎奉到道场，当众开了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的是：“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内容的意思是说赵恒以孝道承统，务以清净简俭，必致世祚长久云云。赵恒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宣读后，依旧包起，郑重盛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另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即在崇政殿设斋宴，接受百官朝贺。为了扩大影响，赵恒趁热打铁，接连下了几道诏令：大赦、改元、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允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又授意大臣陈尧叟、丁谓等加以经义附和。一时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三月，由王旦牵头，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赵恒向三司询问经费事宜后，即命翰林及太常详拟封禅仪注，又任命了主要负责官员。六月初，派王钦若为先行官，赴泰山筹办具体事宜。王钦若一到乾封（今山东泰安）即上言：“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现。”不久，又遣人将自己伪造的“天书”驰送京都。赵恒再次召集朝臣，宣告自己所梦“来月上旬，将赐天书泰山”的预示。即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报，果然应验了，王旦等又是再拜称贺。
当伪造天书，一切准备就绪后，赵恒即于十月初正式就道东行。那“天书”被载以玉辂，在前开路；王旦等文武百官随从；还有一大批供役人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历时十七天始到达泰山。在山下斋戒三日，始行登山。按照事先拟定的礼注，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后，第二天又下到社首山行了祭地礼。赵恒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总计这次“东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后花了四十七天时间，演绎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而赵恒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皇帝。这场由王钦若执导、赵恒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时结束了，但赵恒并没有停止其“以神道设教”的事业，那些阿谀取悦之徒也仍然不断向他“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几至达到“全国上下如病狂热”的地步。三年以后，在一些人的怂恿下，赵恒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又称“西封”）大礼。
赵恒在位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赵恒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赵恒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天书封祀对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仅是东封泰山，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赵恒在位前期，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前代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晚年崩逝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间以后，赵恒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参与朝政。他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赵恒下诏册立八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即宋仁宗）。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3月23日），赵恒于延庆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在位共二十五年。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宋真宗。十月十三日，葬于永定陵；二十三日，附祭太庙。
天圣二年（1024年），加谥为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庆历七年（1047年），再加谥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恤民免租

赵恒体恤民情，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每逢民间有大灾大难或者百姓流离失所时，就减免百姓的税租，让百姓得以存活，渡过难关。
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发生较大的旱灾。四月初四，赵恒在白鹿山祈祷求雨。四月二十一日，赵恒派使臣检查全国吏民拖欠钱物，全部免除。
咸平元年（998年），因为定州降冰雹伤害庄稼，赵恒便派使臣予以赈济和抚恤，免除当年租税。
咸平二年（999年）十月初四，赵恒免除澧州蛮境内归业百姓租税。初九，设置福建路惠民仓。
咸平五年（1002年）四月初七，赵恒下诏陕西百姓运送北方边境粮草者，免税一半。十七日，命令三司每年考核户口。二十一日，免深州、霸州等九州百姓租税。二十八日，恢复雄州榷场。
景德元年（1004年）四月，因为溪蛮的战祸已经平息，很多百姓都已经恢复了农业生产，赵恒就免除澧州石门县二年租税。

官员制度

赵恒在位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官员档案

宋朝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岁末赐宴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赵恒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伏日休务

赵恒“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赵恒在位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

吏治改革

赵恒在位二十五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赵恒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赵恒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1.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2.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3.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4.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5.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6.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7.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赵恒彩像（清人绘）
彩像（清人绘）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赵恒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够实现“德治”。
第二，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朝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赵恒实行严厉的处罚。
首先要“鲠亮感言”，廉洁无私，纠缠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

军事

赵恒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背景

宋朝在赵恒在位前，与北方的辽朝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不同于历史上同样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也没有产马地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战略要地尽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朝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措施

为了抵御辽朝骑兵，赵恒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咸平四年（1001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赵恒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置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赵恒在位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经济

财政增收

赵恒在位时期，户口增加416万户，财政增加12861万，至1021年北宋户口达到867多万户，财政总额已达15085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他以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发展，使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

农业

赵恒各类形象
各类形象
赵恒在位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景德年间，专门制作瓷器的地方（原名白崖场）的昌南镇遂改名为景德镇，贸易盛况空前。
咸平四年（1001年）9月，赵恒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赵恒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

岁币

赵恒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不过为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的局面。

文化

赵恒在三教并隆中更为着力的当是“崇道”和“重儒”。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赵恒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同时，赵恒还追封孔子的弟子颜回等10人公爵、曾参等62人为侯爵，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
赵恒在弘扬道教方面多有所为。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圣祖（赵玄朗）”降临以后，赵恒便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4565卷，抄录了7藏，赵恒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此书在道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在位时，首先对《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核心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校勘与雕印颁行，可谓是道教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赵恒一直把佛教作为外教来看，执守待客之“敬”。当时有人倡议修复早在会昌灭佛时被破坏的龙门石佛，赵恒对此明确反对，指出：“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
赵恒为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使得宋朝能够广招贤士，治理好天下，创作《励学篇》，后来成为了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