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适之，笔名胡适，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祖籍为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上庄镇（今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驻美大使、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他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

人物关系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曾任淞沪（今上海）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今台湾省台东县卑南乡）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开台湾，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胡适出生时19岁。23岁丧偶，守寡23年。
妻子：江冬秀（1890年12月19日—1975年），安徽省旌德县人，由其母亲一手包办，1917年与胡适成婚。
长子：胡祖望（1919年—2005年），1919年3月16日出生。先后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中国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
女儿：胡素斐（1920年8月16日—1925年5月），早逝。
次子：胡思杜（1921年—1957年），1949年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遗体未保存下来。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孙子：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1955年出生，名字为胡适所取，意为恢复和振兴中国，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他目前是独身主义者，没有结婚。

个人生活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1921年12月17日—1957年9月21日)，胡适先生幼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生性好玩，喜交朋友，因不好读书，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1948年回国后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习会上他踊跃发言，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此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文史，1957年9月21日“反右运动”期间，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年仅36岁。
胡祖望，胡适先生的儿子。1919年出生，距胡适母丧仅四个月，取名“祖望”有光宗耀祖的意思，2005年3月12日在美国逝世，享年86岁。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胡适的父亲认为胡适从小天资聪颖，胡适年仅三岁就被送入学堂，其父亲离世前，留给妻子的遗嘱中就要求一定要让儿子读书上进。胡适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读习并记诵了《孝经》《四书》和《五经》中的四经，读遍了本村邻村的白话文小说。在接触《资治通鉴》时，他摆脱了因果绝对论，十一岁便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3岁的胡适在家庭的安排下与江冬秀订婚。后来，胡适跟随他的三哥来到上海，进入梅溪书院学习。当时由于他不懂上海话，刚来时被分到成绩最差的班级。在后来课堂上的一次对话表现，老师对胡适的文学能力感到非常惊讶，第二天就把他提升到了优等班。
此后胡适转到澄衷学堂继续学习。在他上海学习期间，开始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并受到梁启超和严复的思想影响。他还在《竞业旬报》发表了自己的小说《真如岛》。1910年，他留学于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1915年，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约翰·杜威。

新文化运动时期

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同年，他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尊称为“博士”（十年后才正式取得学位）。他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文学改良刍议》为信号，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和打倒文言文的主张。从《文学改良刍议》到《白话文学史》，在这十年之间，他为中国的白话文学做了一番探源的工作；把白话文学的发展上溯到了汉朝，使二十世纪初年的白话文学运动有了一个历史的联系。
白话文运动受到了诸多质疑和反对，例如他在北大的同事黄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但胡适始终坚持他的主张。他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书写，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7月份胡适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思想界有关“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此后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1918年，胡适等人另创《每周评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次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胡适作为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始终以较为温和的态度坚持革命统一战线。

中年时期

1922年，胡适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文理学院代理院长，并创办《努力周报》。在任职期间，胡适和他的导师郭秉文在美国成立了华美社会促进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游说于英美等国，以寻求支持。成为驻美大使后，胡适在美进行了400多场演讲，演讲题目大致有《中国能战吗》《中国能赢吗》《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等，他在美国各界大声呼吁，南京如果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胡适的中国持久抗战论，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加上日本的侵略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有损害的，故当时价值大概五千万美金的“桐油借款”得以顺利通过。
1946年，胡适回国。在国民大会上，胡适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接受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因此在三读中正式通过了宪法草案，会议也于同日闭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1947年南京成立时，胡适当选了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远赴美国，从事《水经注》的考证工作。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行程结束后再度赴美。1954年，中国大陆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
1956年是蒋介石70寿辰，而胡适在《自由中国》期刊上发表了祝寿文章，委婉批评了蒋介石大权独揽，明确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等触及国民党底线的言论，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但碍于形象，蒋介石不便公开发作，于是在内部下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点名批判胡适，于是造成了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由于当时胡适在岛内外有广泛影响，且对国民党还有利用价值，因此蒋介石对胡适的围剿只限于国民党内部，还留有余地，1957年9月26日，胡适以“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前往美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同年1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晚年飘零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便立刻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主张，以充实大学的研究所，挽救人才危机。胡适为了奠定科学的基础，改善教授、科学家的生活待遇，又拟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向台湾当局申请拨款。此时中国大陆正进行着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也因此发表了申明。1959年，金门建工单位在老金城东部意外发现鲁王墓“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胡适全身心投入其研究。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与台湾和香港的无党派人士联合签名，反对蒋介石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次担任总统，而胡适就是签名者之一。9月，雷震因“共产党间谍案”被捕，胡适通过报纸公开声援雷震，参与了营救雷震的工作，但没有成功。胡适也因此留下了3000多字的日记来解释事件始末。雷震被捕入狱，新党建立无望，加之胡适的经济状况不佳，这一系列事件让胡适难以接受，但他只能谈“容忍比自由重要”。1961年，胡适心脏病发作，出院过后，胡适因发表演讲歌颂西方，贬低中国古老文明，再次受到“围剿”，胡适因此心脏病复发，再次住院。养病中的胡适十分愤懑与烦忧，却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事态发展。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市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在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学术成就

整理国故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重估，吸收精华，弃其糟粕。对中国文学传统重估时，胡适借鉴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在文学的历史观念方面获得的科学的自觉性，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以科学精神破除经学传统（注疏形式），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改为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开创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的崭新局面。

《说儒》

就孔子和儒家的研究而言，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首次采用西方现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先秦哲学，将孔子和儒家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打破了儒家的“排他”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影响。胡适对儒学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历史意义的判断，首先肯定了儒学中的积极价值。
但是作为一位新文化的思想家，胡适对儒学又作出了近乎否定的价值判断，发出了激进的批孔呐喊。胡适对儒学的批判更多集中在政统和道统的儒学，而对学统的儒学却保留了最大的宽容。所以综合以上，胡适在周密考证的基础上，大胆地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新颖的见解。胡适之所以对儒学采取辩证看法，是因为胡适的思想始终与其早年打下的深厚儒学功底分不开，故无论是在思想根源上，还是在情感上来说，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始末相连的，这还与他幼年时期受徽州文化以及汉学的影响有一定的关联。

哲学史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人员中较早引入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在胡适本人的哲学体系中，他继承并且肯定了杜威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批判，重点关注哲学的方法论层面。他以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家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论述到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
胡适倡导健全个人主义人生观，竭力主张解放个性。他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当时无疑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更是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此同时，胡适文化哲学思想还对如何科学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在困惑中的探寻者们有了更多的思考角度。他哲学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巩固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思考。
白话文学史和红楼梦研究
胡适从事“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写有《白话文学史》（上）和关于《红楼梦》等小说的考证论著、都是力图做对传统文学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性工作。
胡适开一代学风，在文、史、哲等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范围相当宽广，有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间歌谣、乱弹皮黄等等，但他始终以推崇民间的白话文学为研究主线。
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海上花》等十二部小说中的研究卓然有成，写了60万字，出版了《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胡适最早研究的小说是《水浒传》。他用历史家的眼光、考据的方法，从过去的文献中搜罗了比较丰富的材料，描述了《水浒传》从历史史实演变为英雄传奇小说的演变轨迹。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创始人。
在各种文学发展中，胡适认为干预生活、反映事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和进步作家的创作之中。胡适认为它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揭示“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抨击“很黑暗很腐败的王朝的政治”。

《水经注》的研究

胡适廓清了近二百年的郦学疑惑，整理了当时现存的全部郦学档案，把郦学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传播的郦学知识（主要在版本研究上），至今位列在前。胡适研究《水经注》的直接切入点是《水经注》的研究史，即所谓郦学史上轰动了一百多年的“戴赵《水经注》案”和《水经注》的版本问题与历代重要郦学家的成绩与贡献。
胡适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胡适考虑到他半生事业的评价问题，甚至是中国思想史的方向，运用他一生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用了近20年时间致力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序跋百余篇和函札数十封，占其身后印行的《胡适手稿》60%的篇幅，只为证明戴震并未抄袭赵一清的《水经注》。

禅宗研究

作为“五四”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适对宗教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从1925年写作《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开始，直到去世前的1961年，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关注几乎持续和贯彻了胡适的一生。胡适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去考证当时保存的禅宗史史料时，他发现大部分史料都已经过后来禅宗信徒的窜改，根本无法呈现早期禅宗史的真实面貌，这使得他决心发掘禅宗史的原始史料。1926年，胡适在伦敦和巴黎看敦煌文献时发现了有关唐代禅僧神会的新资料，这一发现改写了整个禅宗史。胡适提出禅宗的主要经典之一《坛经》是神会所作，将其师父慧能排除在外。并改正指出，神会才是中国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神会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关键。
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重点从“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移到禅宗革命者本身的问题上，这影响了中国近代著名佛教思想家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的编纂。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在20世纪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他对早期禅宗史料的发现整理，对当代禅史研究的方向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了胡适的讲稿、手稿和信件，并将其编入《胡适禅学案》，这一资料在研究禅宗学界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学成就

领导新文化运动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胡适的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基本架构，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胡适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地位，并将其理论化，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
文学革命能够短时期内取得重大突破，原因之一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他将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视为文学革命最迫切最实际的举措，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关键在于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胡适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主张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特殊的策略意义，在言文合一的口号下白话被称作国语，“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从根本上扭转了文言为雅、白话为俗和诗文体尊、小说戏曲体卑的传统文学观念。同时，正是这种蜕变与转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构建了一个与古代和古典不同的民族共同语，以及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人阅读交流与表达思想情感的新的书面语系统。
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落后的中国文学的命运，挽救缺少活力的中国社会；同时，提出要以写实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这些主张引发了“五四”后一、二年间的“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

新诗创作

胡适在《论新诗》等著述中提出过“诗体解放”说，认为新诗要摆脱旧诗词曲的束缚，不但要用白话，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他还有意输入与借鉴西洋诗体，以蜕变出中国特点的新诗体，包括用语体散文来写的完全“解放”的体式。胡适的“诗体解放”说虽然有忽视诗歌语言艺术规律的倾向，但却鼓励了新诗人大胆尝试，在新诗初创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实际上是对发展得过分成熟、人们业已习惯、但已脱离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语言的中国传统诗歌语言与形式的一次有组织的变革，从而为新的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创造开辟道路。这一主张的提出，使得中国诗歌的发展超出“诗界革命"的极限，促进了现代白话诗的产生与发展。
胡适在中国首先创作自由体新诗，其《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部诗集，影响巨大。《尝试集》以新的本文结构原则、新的表意方式构成了一个新的艺术传统。其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诗本文结构的雏形，是连接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胡适在其中充分展示自己创造现代白话诗的“尝试”，展现出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是如何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

教育成就

胡适曾在高校任教，他的一些著名学生包括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此外，胡适还帮助同侪，提携学生。作为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一生著述浩激，所写的论文、札记和演讲涉猎广泛。而胡适的公民教育思想也为当代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为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导向。有利于促进胡适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进一步丰富我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宝库。胡适提升了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准确定位了文学教育的目标，对于文学教育的途径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