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早年经历

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七房桥五世大房产下男婴。该户男主人钱承沛为其取名“恩缲”，字“宾四”。钱恩缲即钱穆，而钱穆这个名字是他的兄长钱恩于次年春替他改的。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钱承沛为钱挚和另一个侄子从附近的荡口镇聘来一塾师。塾师寓居在钱承沛兄长家，加上塾师自己的儿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钱穆在父亲的带领下来来到家塾，并在瞻拜完孔子像后从此开始了正式的求学生涯。
光绪三十年（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分初、高两级，各四年。钱挚、钱穆两人被送往就读经过入学考试，钱挚入高等一年级，钱穆入初等年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将教导两幼弟的责任托付给了钱挚与钱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常州府中学堂成立。钱挚所在果育高级四年级八名同学全体报名应考，钱穆也在钱伯圭与华倩朔两位老师的鼓励下报了名。其中，钱挚考取了师范班，钱穆考取了中学班。钱伯圭因知钱穆家贫，其前往常州府中学堂所用的枕被铺盖也由其代为置办。
宣统二年（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于是被迫辍学。

初登杏坛

民国元年（1912年）春，年仅十八岁的钱穆为亲戚推荐，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三兼小学高初两级又分两个班，钱穆原则上任高级班并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每周教课三十六小时，月薪国币十四元。钱穆一边教书，一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书中发现《史记》一书，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他精心钻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当时钱穆也喜欢读《东方杂志》，并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寄给该杂志，由于涉及外交机密而没有发表。民国三年（1914年），钱穆不再去三兼小学，转入鸿模学校（前身为果育小学）任教。鸿模学校规模完备，高初各分几班，钱穆教高级班国文、史地课。每堂课的课时相较三兼小学有所缩减，而月薪增至二十元。钱穆梦想考进北大，因此熟读夏曾佑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北京大学教材），之后他在北大讲课常以此为据。
民国四年（1915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仍坚持看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地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
钱穆教《论语》时也读《马氏文通》，并模仿体例，历经几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此书于民国七年（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将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于是着力研究《墨子》，发现版本论者都有错误，便开始逐条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修正，最后写成《墨经解》。数年后，与他研究惠施、公孙龙的论文等收入他自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
民国八年（1919年），约翰·杜威来华讲学，涉及教育问题。而他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吸引了钱穆注意。二十五岁的钱穆想与幼童接触，从头开始实验，从中了解中外教育异同与得失，于是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在此期间他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当时李石岑回国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钱穆撰写《爱与欲》寄去，刊载在《学灯》上，这是他生平在报纸上第一次投稿。随后他又寄去《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于几日后刊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之职，到泰伯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一个月后应聘于厦门集美学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生的两个班的国文课，同时讲授曹操《述志令》。当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心得，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今文体发生转变的时代。在此期间，他读《船山遗书》，后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夫之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王夫之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一说的启发，此后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发端于此。他所著的《庄子纂笺》也受王夫之注庄子的启发。
民国十二年（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授教授博推荐他到同校任教。当时学校规定，除国文一科外，教师于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教者编撰讲义。钱穆于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这些书稿后来均有出版。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钱穆开始在苏州中学任教最高班的国文课，并任全校国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次年春，方壮猷到苏州告知钱穆，商务印书馆正在编写《万有文库》，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无人承担，钱穆于是日以继夜地赶写，不久两书写成，收入《万有文库》。同年夏，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讲演“易经研究”一题，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一册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钱挚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但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次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学坛发轫

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这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完稿，经顾颉刚推荐申请编入《清华丛书》但未获通过，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京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都拥护康有为今文家的主张。《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使大家都怀疑他是古文家。同年假期，他返苏州侍奉母亲，并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和《周初地理考》，载于《燕京学报》。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钱穆应聘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另有一选修课可以由自己来定，他选自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和之前梁启超讲过的思路不同，因此钱穆自编讲义，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雏形。次年，又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系主任是陈受颐，实际主事的是傅斯年。他们在以前的政治制度是否应当研究的问题意见相左。钱穆认为，研究历史问题的人应当知道政治如何是从贵族政治到封建专制的，因而他坚持开设此课。当时北大通史课分聘北京史学界诸名家分讲，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由几个人分讲不能一条线通贯上下，后改为两人讲，后半部由陈寅恪讲。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北大只聘钱穆执教中国通史课，于是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在讲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治武功上，他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他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远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项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年代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和《战国策》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残片，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来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他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辗转治史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当日军大举进犯、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组织高校西迁，并进行调整重组。其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转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10月10日之后，与汤用彤、贺麟两人结伴同行，从天津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钱穆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钱穆复讲国史，倍受学生欢迎。虽然生活颠沛，书籍匮乏，但是他为了满足全国知识青年和时代的急迫需要，在师生的鼓励和同事陈梦家的劝说下，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5月，《国史大纲》陆续起稿。8月，西南联大放暑假后，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钱穆为写书而滞留蒙自，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借居旧时的法国医院。自9月空袭频来，钱穆苦于奔波。其间，乘火车往返昆明蒙自途经宜良，见风景佳美，决意在此写作。于是经友人介绍，求得当时宜良县长王丕之帮助，同意提供位于岩泉下寺的“县长别墅”供居住，续写篇章。后半年，钱穆直接迁居岩泉上寺。钱穆在上寺的心情比下寺更加愉快，在舒适的环境里奋笔疾书，一年内终于完成了《国史大纲》书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初，暑假开始，钱穆告假返回苏州省视母亲。迁至成都的山东齐鲁大学刚刚成立的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来找钱穆，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该所工作。钱穆考虑到从北大历史系转来的学生全部毕业，因而答应。但为其《国史大纲》稿付印及侍奉母亲，便通函顾颉刚请假一年。顾颉刚复函批假，而且薪水照发，且嘱托钱穆主编《齐鲁学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10月22日至成都并于30日履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事。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研究所则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距城二十里左右。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由于顾颉刚在研究所内的权力受到掣肘，遂心生离开齐鲁大学之心，并将执管研究所的权力渐交钱穆。钱穆主管研究所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外出旅行一次，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学生们启发很大。除了在研究所任职之外，钱穆还兼课于齐鲁大学。
顾颉刚在研究所时，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得到捐助并购置很多图书，又从沦陷区北平购得金石考古等学术著作，还有成都等地藏书家寄存了八万册图书，海量藏书让钱穆大为高兴。当时钱穆应蒋介石及教育部的邀请，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正可借助这里丰富的图书资料。当时钱穆还从中西比较出发，为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鼓舞国内抗战的民族热情，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5日，顾颉刚由成都飞抵重庆，出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从此之后，顾颉刚因兼职重庆，留在研究所的日子少，而离开研究所的日子多。但顾颉刚最后还是因为事务繁忙，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25日辞去国学研究所主任，其职务由钱穆接任。
民国三十一年（1943年）春，钱穆因张其昀力邀赴遵义浙江大学讲学一个月。后来，张其均又为他主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向钱穆约稿。钱穆将自己当时正在撰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当中的各个篇章，以及接着撰写的几篇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的论文陆续投寄了过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钱穆将自己的治学对象从历史转向了文化。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钱穆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留滞东南

抗战胜利后，北大奉命将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暑假后在北平复校。当时傅斯年暂代北京大学校长。出于傅斯年和钱穆早年的矛盾，当时不在昆明的以往北大的同事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回转北平的信函，但钱穆却不在其列。钱穆出于北方国共政局纠纷复杂、学校师生风潮涌动等考量，决心继续在南方闭门著述。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于乃义想要筹建私立五华学院，通过李埏敦请钱穆赴昆明讲学。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方国瑜听说后也托李埏敦请。最后，决定由两校合聘。此时，接受聘约的钱穆临时接受了上海市教育局举办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之聘，担任史地组专家；而对暨南大学等校的诚邀则一概加以拒绝。11月26日，钱穆乘坐中央班机，由汉口转昆明，受到五华学院筹备委员周介清、方国瑜、李季邺、李幼舟、于乃义等各部门人员与五华中学及教育学术界人士等数十人的迎接。到校后，钱穆担任文科研究所所长兼文史研究会导师。随后文史研究会改为讲习会，并改进讲演方式，请各教授作专书或学术系统之讲授。11月至次年1月，总共23次讲演，计有4位主讲人。其中钱穆7次：均为中国先秦思想史。在五华学院讲课的钱穆同时还兼任文史学系教授于云南大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因为身体原因，钱穆不得已接受了无锡荣氏家族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代表荣德生的邀请，于11月正式转赴该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通史》课。此任教期间，钱穆著成《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中国历史新编》、《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等书。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后，江南大学定于每周一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在礼堂开办学术讲演周会，钱穆专讲述《中国文化之精神》。4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选出的八十一人中没有钱穆。严耕望认为，这主要由于钱穆与新考证派巨子之间关系不和谐所致。抗战前后，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因为钱穆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新考证派分道扬镳。同年秋，钱穆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课余时间撰写《湖上闲思录》。当时新任苏州城防司令孙鼎宸（王耀武舅子）仰慕其名声，数次访问钱穆。
1949年4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来信邀请钱穆前往任教，钱穆决意前往。虽然受到多方挽留，但钱穆最终还是选择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从无锡南下广州。春假时，离开家人独身前往广州，曾以家事相托孙鼎宸。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新亚岁月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在香港，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为了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又筹划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由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钱穆请来唐君毅担任哲学方面的课务。经济方面的课务，钱穆则邀来此时在香港主编《民主评论》的张丕介兼任。学校当时并无固定校址，只租到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间教室使用。因为学校是在夜间上课，故而暂时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开学。
1950年春，在开办后的第二个学期，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钱穆因此和学校监督商量，打算将学校改为日校。学校监督却告知钱穆，亚洲文商夜校是他创办，不打算改作日校，也不愿意将校名相让。钱穆在学校监督的建议下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另创一校，而此时崔书琴也被邀请去了台北，新校遂由钱穆一人主持。学校迁往桂林街新校舍之后，正式更名为“新亚书院”。吴俊升、任泰、梁寒操、杨汝梅、刘百闵、罗香林等人陆续加入新亚书院。作为当时香港唯一大学的香港大学，其中文系的教师阵容也远不能比，新亚书院因此受到香港教育司重视。新亚书院又另外组织了董事会，请钱穆在华侨大学的同事赵冰出任董事长，同时也在学校上课。
3月25日，新亚书院发布了由钱穆撰写的《招生简章》。该简章将新亚书院旨趣概括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在课程方面，“主张先重通识，再求专长”；而教学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随着新亚各项事宜的开展，由于王岳峰的经济能力有限，在为新亚书院租来一所新校舍，又维持了书院前一两个月的日常开销之后，就无法继续供给下去了。此时的新亚书院资金短缺，关心新亚书院的人希望钱穆外出寻求经济支援。同年冬，钱穆在新亚全校的力促下乘飞机抵达台北，并在张其昀的陪同下赶赴士林官邸，出席蒋介石的午餐宴请。虽然钱穆没有直言相告新亚面临的困境，但由于居正的协助，钱穆此行最终还是筹得了“总统府”款项。
1950年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每年还会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而且宋美龄、蒋经国多会招待，同时蒋介石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1953年，钱穆创立新亚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当时孙鼎宸举家来到香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在钱穆的指点下每次必录。因其记录详尽，记录记录，历次讲稿被编为《新亚学术讲座》。孙鼎宸入所学习，遵循钱穆的嘱托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为新亚研究所的学生出的第一部书。因此钱穆得以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55年，哈佛燕京学社来信邀请新亚书院选派一位年轻教师前往哈佛大学访问学习，新亚书院就以助教名义将刚刚留在研究所作研究生的余英时派送前往，这是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的第一人。余英时在哈佛大学访问学习一年期满之后又获许延长一年，之后又加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杨联陞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彻底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1957年2月，在钱穆的努力下，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正式开办。
1959年秋，在钱穆奔走下，雅礼协会又增加协款，在新亚书院正式添设艺术系。
1960年，钱穆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后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孙鼎宸岳母辞世，钱穆登门吊唁。

创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意图在香港大学之外另外再成立一所大学，首先选定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作为基本学院。对于此一动议，崇基与联合均表同意，而新亚的教师则多持异见。关于此事，钱穆为学生前途和新亚同人生计考虑，倾向于加入新大学。在钱穆支持下，香港政府特意从伦敦聘来富尔敦与三所学校进行磋商。关于首任校长人选，钱穆坚持认为应当由中国人担任，而富尔敦则认为应当由英国人担任，再由中国人继任，并认为这样安排比较切合实际情势。在钱穆的建议下，校名最终被定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还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对港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校长李卓敏与钱穆的办学理念发生了明显分歧。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李卓敏到任后，新亚、崇基、联合三院院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如果遇到意见分歧，便举手表决，当场通过，没有机会再议。钱穆再也不能延续他秉持的“新亚精神”，再加上成员背景复杂，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上，他离自己的办学理想，越来越远，一时引发议论。
加之钱穆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而唐君毅和副院长吴俊升等人一门心思拉帮结派排挤钱穆，钱穆自从新亚书院决定参加新大学便萌生的去意更加强烈。大学既成半年之后，钱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赵冰董事长，赵冰同意钱穆于1964年夏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但新亚董事会鉴于钱穆为新亚书院所作突出贡献，让钱穆在1965年正式辞职，1965年剩下的时间则为钱穆的休假之年。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寓台著述

1967年9月28日，钱穆以归国学人身份和胡美琦应蒋介石之邀，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1968年，钱穆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迁至外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钱穆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素书楼”以纪念自己的母亲，便在自家客厅开设每周一课，每次可容纳四五十人，直到91岁高龄，18年书声不辍。学生中常常五代同堂，共聆教益。除讲学之外，钱穆每天坚持散步、读书、写稿，在这里完成了《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著述。
1969年，钱穆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7年冬，钱穆的胃痛加剧。
1978年春，钱穆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他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讲稿结集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
1979年，钱穆赴港出席新亚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钱拙、钱行、钱逊）一女（钱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长侄（钱伟长）相见。
1986年6月9日下午，钱穆在素书楼上其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消息传出，听者云集素书楼，里面有他以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旧日新亚书院的学生，东吴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也带着十几位学生赶来旁听，台湾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慕名前来龄听。钱穆正式结束了他自1912年即已开始的从教生涯。20日晚，台湾“行政院”为钱穆举行荣休纪念会并赠予钱穆“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赠予“一代儒宗”的贺匾。12月14日，钱穆被特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9年，钱穆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纪念会。

晚年风波

1988年5月12日，时任“立法委员”陈水扁及台北市议员周伯伦质询政府财产“既无租约，又不付租”，遭钱穆不当占用的事情，要求钱穆搬家，改设立纪念馆，要求收回。在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台北市工务局指出，钱穆所居住的房舍系向台北市政府借用，依照规定，此项借用完全合法，钱穆可使用此住宅至1992年1月24日，“素书楼风波”因此才暂告一段落。同年11月，钱穆患有重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饮食。钱穆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长女钱易，当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荷兰从事研究工作，便申请赴台。次月，钱易却因“人大代表”身份及早年加入“共青团”的事，被指涉嫌参与叛乱组织，台湾“最高法院”甚至为此发出了传票，着令钱易依期出庭应讯。钱穆本着“君子不立危墙”的古训，让钱易在接到传票之前，提前两天乘飞机离开了台北。1989年8月，“总统府资政”高玉树应邀在民进党临时大会上致词时，为其居所纠纷大发牢骚，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满地指出：同样是“总统府资政”，何以钱穆被当成国宝，而他却被扫地出门？此一番话，在刚刚平静下来的素书楼里又掀起了一阵波澜。对于高玉树的指责，钱穆除去信《中国时报》澄清之外，还另函“总统府”，表明了将提前迁出的意愿。1990年5月，台湾政界再起争斗，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实素书楼是由台湾“总统府”向台北市当局借用，并由“行政院”核可，按租按规定，到1991年才期满，而且注明在期满后有权利可以续约再住下去。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1990年6月1日，钱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书楼，迁入台北市区杭州南路自置寓所。8月30日上午9点15分，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享年96岁。

个人生活

情感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完毕完毕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1956年1月30日，胡美琦与钱穆结为夫妇。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学脉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李埏、戴景贤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健康状况

1977年冬，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
1990年，发生素书楼事件，钱穆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于杭州南路寓所过世。
1992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